本文内容，均为真实领事保护工作经历。为保护隐私，文中涉及人物，均为化名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6 日12 点45 分

　　护士长过来跟我说BMC 没有李明明这个名字，其他几家接收者的医疗机构也没有李明明这个人。她说26 个重伤者都在BMC，每个人都确认了姓名，其他医疗机构都是轻伤者，伤者能说得清自己是谁的。我们当时没有讨论三个死者的信息，可能是我心存侥幸，觉得中国人不会那么倒霉。我后来想，明明一定是爆炸当场身亡的，急救车当时就拖到验尸官或者特警处的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6 日14 点30 分

　　我再次联系校警，但还是说没有任何消息。我感觉这次打电话有些怪，跟前几次不一样，说话有些犹豫，中间又停下来像是请示，但最后还是跟我说李明明已经建立了专案，在专案名单里。我当时有些紧张，不知道他所说的Special Case是什么意思，就问了问身边的Hill 先生，他说就是明明失踪的专案。我又给爆炸案专线电话、市警察局打了一遍电话，但答案还是没有消息。爆炸发生已经24 小时，不可能一个大活人就失踪了，我们都觉得很压抑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6 日15 点5 分

　　五个便衣直接走到我们跟前，拿出我们三人的名片，说要跟我们开会。凭我一年来跟警察、FBI 打交道的经验，一眼就看出他们是FBI 或特警。当时我的第一个直觉是关于明明的，而且一定是大事。

　　拐了好几次弯，他们带我们来到医院的一个会议室，只有一人给了名片，是波士顿警察局凶杀部负责人Long 先生。五个人都是身材魁梧，步履稳健，目光坚定，腰间明显地带着武器。Long 在会议室门口又打了很多电话、又接了很多电话，才进来跟我们说，有一个年轻的亚洲女性在爆炸中死亡，没有任何身份证明，也没有电话、随身物品，感觉是李明明。现在爆炸案没有其他人失踪，所有人都确认了，知道我们一直在找，就直接过来找我们了，希望我们帮忙确认。

　　消息很突然，简单介绍完后，所有人都在门口打电话。又有一人给我名片，说自己叫Stone，是医院运营部的负责人，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让中国学生受到了伤害。Stone 说BMC 是麻省总医院，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医院，特别是创伤科是全美国最好的；从爆炸案开始医院就进入紧急状态，到今天上午已切下了20 多条腿，没见过这么惨的。Long 又回到了会议室，跟我们说由于明明在美国没有直系亲属，因此总领馆可以代表中国政府协助确认她，也可以请她的相关亲属确认；明明的亲戚Sarah夫妇已联系上，正从罗得岛赶往波士顿。副总领事、组长已经在给上级领导报告警察的信息，基本肯定李明明死亡，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。Sarah 夫妇到后，我们一行从BMC 正门开车去验尸官办公室，Sarah 夫妇进去后，等候的时刻每分钟都过得很慢，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，似乎每人的心跳都听得见。我们多么希望Sarah出来说死者不是李明明啊。

　　17 点15 分Sarah 出来了，从她沉默、悲伤的表情我们看出她确认了死者就是明明。我们每个人都沉默了，沉重得说不出话来。这就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坏的结果，真的是最坏了。副总领事给明明的父母打电话，尽力安慰明明的父母，但感觉到电话里的沉默。副总领事和组长给国内、总领馆报告确认明明死亡的消息。此时媒体的电话铺天盖地而来，都是问明明的情况。中央电视台一家就派了纽约、华盛顿、芝加哥三路记者来到波士顿，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在医院门口，等待我们的消息。爆炸发生已经24 小时了，我们需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。

　　Sarah 说明明父母不愿公开姓名，因此Long 强调，所有知道消息的人都不能提起明明的名字。我们觉得非常难办，因为作为总领馆需要尊重家属的隐私权，但媒体早就报道李明明失踪，是死是活我们得有说法。如果我们说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，媒体就会问我们是怎么工作的，特别是如果其他媒体从医院或者学校知道李明明死亡的消息后，我们的工作将会非常被动。最后我们决定发布“总领馆确认一名中国公民在波士顿爆炸中死亡，但应家属要求，我们不能公布其姓名”的消息。我知道这是权宜之计，因为在美国这个开放的社会，媒体会很快公布姓名的。副总领事报告代理总领事和国内，又给李父打电话做工作，希望他同意我们这么说。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家的背景，只是希望他家只是个普通人家，现在社会上仇官仇富这么厉害，希望他们家不会在遭受伤痛的同时又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。总领馆前后方密切配合，及时将情况报国内，及时在网上发布权威信息。我们就在BMC 门口的草地上给主要媒体打电话，一人打几家，网上很快就传出总领馆确认一名中国公民死亡的消息，总领馆的网站也很快发布了此消息，但也有媒体写上了死者就是李明明。教育组文领事用嘶哑的声音说，学校的网站也登出了一名学生死亡的消息，也没有公布姓名，他联系了波士顿地区所有的CSSA，基本确认没有其他中国公民死伤。伤亡基本情况摸清之后，下步的重点是做好善后的准备, 我们当晚10 点决定先返回纽约, 深夜2 点30 分到家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7 日5 点10 分

　　刚睡了3 个小时，家里的电话又响起。匆匆忙忙接起来，还是组长的电话。他说他又是一夜没有睡觉，跟国内一起工作，给各个部门提供各种各样信息。他让我马上去他家，穿着睡衣就去。因为就是隔墙，我就穿着睡衣、拖鞋到了他家。结果我们还是打电话，给馆领导打，给大使馆打，给国内打，给死伤者家人打。他那准备考中学的儿子在梦中说“爸爸接电话”。他说一晚上就这样，一准备睡觉，就来电话，而他儿子睡眠浅，总是先反应过来，结果说的梦话都是叫爸爸接电话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7 日6 点

　　国内消息传来，习总书记有指示，对死者表示哀悼、对伤者表示慰问；同时杨洁篪国务委员有批示，王毅部长、张业遂书记有工作部署，各种指示和精神都需要驻美使馆和总领馆好好学习、认真领会、及时传达。6 点40 分，组长跟雯雯的室友打电话，说交给她一个重要的、光荣的任务，让她马上打车去医院。小姑娘还在半梦半醒中问是什么重要任务啊，组长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先到医院，再打电话给我。印象最深的是组长认真、严肃且近乎神圣的表情。早上7 点正是北京时间晚上7 点，在组长家看新闻联播，头条新闻就是习总书记的指示，之后就是钟副总领事接受参访的画面，特别是雯雯的那些坚强、勇敢、关心他人的几句话，通过稿纸给大家传递的是乐观的信息，感觉到效果非常好。

　　2013 年4 月17 日7 点20 分

　　雯雯的室友来电说已到医院，组长先跟室友说了习总书记的慰问，又直接跟雯雯说了一遍。雯雯很感动，肯定没想到那么高的习总书记和那么多的高级领导会如此关心她，口齿很清楚地连声说谢谢。7 点30 分去办公室，路上发现领导的办公室都亮着灯。见到副总领事，他说又是忙了一晚上，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，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了一会儿，但不知道睡着没有。

　　我在办公室里先列了李明明、朱雯雯两家办理签证需要材料的清单，各家几个人来，准备在哪里办签证等。因为美国人对东北、福建居民签证限制很严，就准备先按正常的情况办理。给两家打电话时，雯雯妈妈说她和雯雯表妹的签证已经办理好了。

　　我给李父打电话，他说他们还在商量，可能明明姑姑会和他们一起来，并告诉我明明姑姑的电话。我给她打过去，告诉她办理护照、签证的手续，她说今天就去办理护照明天办理签证。

　　上午看了一眼报纸，特别是《侨报》，触目惊心的一整版都是爆炸案现场照片，一个男子两只腿都没有了，只有几根小铁丝一样的筋骨在摆动，坐在轮椅上。更震惊的是，他紧锁着眉头，却没有哭泣、没有眼泪，让人感叹人性的坚强和生命的伟大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叫鲍曼，这张照片成了波士顿爆炸案的象征。下午教育领事来电，说BU 学联会主席说，由于李家不愿意公布姓名，学联会非常难办，他们准备在校园里举行一系列纪念明明的活动，但现在无法开展，知道明明死亡的同学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姓名，条幅、海报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姓名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总不能在条幅上写上“In Loving Memory of OOO”、“沉痛悼念某某某同学”等话语吧。我一听，也觉得非常为难，同学、老师，即使是全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纪念，都是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悲痛。我马上就跟他说，学联会毕竟不是总领馆，更不代表中国政府，同学们写下自己同学的名字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不会有什么纠纷的。我们两个就在电话中确认，这事就这么跟学联会主席说，让她就别再请示、汇报了，让大家为难。结果主席很快就和同学们在校园里收集签字、纪念明明，很多不相识的人也在条幅上签字留念。

　　关于明明的遗体问题，因为心里没底明明遗体的情况，我就给Long 打电话。昨天在验尸官那里确认明明，我就想当然地认为明明的遗体在验尸官处。但Long说明明的遗体还在FBI 手中，他们正在大规模地模拟现场，要判断爆炸发生时每一个死伤者的确切位置和受伤害的方式；FBI 做完模拟现场后，才会转移到殡仪馆。

　　组长说下班快点回家吃饭，晚上需要加班落实各项指示。馆领导已经决定第二次工作组将由教育参赞带队，周四一早出发，参加当晚明明的追思会，迎接伤者雯雯的家人。

　　下班后抽空去幼儿园接女儿，结果发现眼睛开不了车。将车开出车库后，发现重影厉害，不敢走，围着公寓楼转了一圈，很费劲地又从后门开进去了。这是我这两年的新毛病了，只要过度疲劳或睡眠不好，眼睛视力会严重下降，要不就是模糊一片，要不就是重影。我只能请同事老文帮忙开车接女儿回家，因为已经放学半个多小时了，小姑娘已经在教室里大哭了，两个老师陪着她，我连声跟老师们说对不起。

　　相熟的孙律师，咨询“9·11”的赔偿问题。律师说纽约市政府没有直接赔偿“9·11”死伤者，主要通过保险公司和社会捐助解决，每个死者家人拿到了100多万美元；伤者的治疗费用联邦政府有特殊基金补贴；恐怖袭击中无论哪一级政府都是免责的；因为波士顿爆炸案已经定位为恐怖袭击，所以波士顿市政府、马拉松组委会都是免责的；如果定位为刑事犯罪，死伤者还有可能追究市政府、组织者安保不力的责任。

　　下午代理总领事召开全馆各组室负责人会议，由我准备波士顿爆炸案的一些基本信息，包括死伤者、家人信息、下一步的问题，迎接死伤者家人、死者的后事、大使的慰问安排等，供大家讨论。

　　代理总领事安排各组的分工，政治组给国内报材料，新闻组发稿子及回答媒体，教育组参加追思会及迎接伤者家人，办公室联络美国国务住纽约领团办。组长说，这就是大馆的好处，不仅是人多，还是分工的专业化，业务的熟练化。整个机构都动起来了，这现在是全馆的大事，而不只是忙碌几个人。

　　会上决定第三次工作组当晚出发，就钟副总领事和我两人，组长需要驻馆负责跟国内的联络及准备文字材料。20 点和副总领事一起出发赴波士顿。这次开车的是年轻的马师傅。走在曼哈顿的9A 上，感觉到路途颠簸，又埋头在手持GPS上输入地址，没想到一会儿就天旋地转般地晕车。我躺下来，以为会好点，但还是忍不住呕吐。书包里有塑料袋，但就是来不及拿，又不能把师傅的车吐脏，只好拿起身边的风衣接住。还好风衣是防水的，吐了那么多还是滴水不漏。好多年没有如此致命地、撕心裂肝般地呕吐了，上一次还是2004 年在马来西亚出差吃了不洁海鲜导致的。车子又开了半个小时，来到了一个服务区，我将呕吐物倒在草地上，再用土盖了盖，洗了洗手，才感觉好一些。马师傅开玩笑说，名牌风衣防水效果真不错。我想了想，晕车和呕吐的原因还是没有休息好，从15 日爆炸发生开始，三天三夜我睡眠不到10 个小时。本来一直以为身体还不错，但只要作息时间一乱，问题就出来了。

　　我感到压力更大，事情更多。副总领事还是打电话，从上车开始就打，周家的住宿、李家的航班、前方的接待、后方的报告，电话总也打不完。副总领事说这几天上火，口里长了几个包，吃饭都痛。

　　24 点时我们在West Newton 从90 号公路出来，走16 号公路，经过atertown转Cambridge，再到Somerville。因为2012 年国庆放假旅游时我在Watertown 的Super8 住过，所以这条线格外熟悉。经过哈佛的时候，我还给副总领事指着方向呢。当时没有枪战的消息，只是觉得波士顿近郊的各个小镇都很安静，路上几乎没有车辆。快进入Somerville 的时候，我看见有辆警车跟在我们后面，我也以为他们只是正常的巡逻。在Dunkin Donuts 西点店，我们一人吃了个甜甜圈当晚饭，出来时，看见两个警察也拿着咖啡站在警车边，我们启动的时候，他们还在聊天，但明显是跟着我们的。从他们放松的神态看，他们也应该不知道Watertown 枪战的消息。车开了不到一分钟就到了我们预定的酒店，警车见我们进酒店才开走。

　　Check-in 时遇到教育组同事，他们刚送周母去医院。文领事说周母格外朴实，是很普通的人家；听说参赞亲自迎接、大使要来看望，只能不断地说谢谢。医院的华人周教授已经给周妈妈搬了个折叠床。本来医院是不允许陪床的，但周教授说这是中国人的传统，妈妈看生病或者受伤的子女第一天需要住在一起，医院负责人也就没说什么了，毕竟这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。

　　一进酒店就和副总领事谈论、落实大使访问波士顿的安排，上床睡觉就又快3点了。

　　（未完待续）

　　作者 杨泽瑞 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馆员

　　本文节选自即将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外交官在行动》一书。